别以为只有你内卷，还有呢你以为卷的只是学生、牛马、打工人、企业，那你就错了，体制内（原话非如此）也在内卷。当GDP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KPI指标，各个地方政府的每一级领导都在拼基建、拼招商、拼项目、抢企业、造园区，一窝蜂的上新能源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。


你在招华为，他在追宁德时代，你在建AI园，他在造芯片园，每个城市都想成为人工智能之都、新能源第一城、生物科技谷。当全国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冲进有限的热点赛道，本来应该“你种苹果我种梨”，最后却变成了“满地西瓜烂成泥”。本来想筑巢引凤，腾笼换鸟，最后巢建好了，凤没来，此地空余产业园，鸟儿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据统计截止2024年，全国产业园区总数超过8万家，全国产业园区空置面积已超过25亿平方米。


我们引以为豪的举国体制，在产业大干快上的效率上，在前期看确实特别有成效，不计代价给地、给优惠贷款、给补贴、给政策，一个产业能迅速成长起来，比如新能源汽车。但是长期来看，弊端更多，同质化严重，产能过剩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汽车企业，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很多企业疲于应付各地政府的政策诱导，甚至有些企业专注于投资套利，把招商补贴当成利润，关注的不再是市场，不再是技术与创新，而是如何能吃到更多的政策红利。


本来一些优质企业因此变成垃圾企业，而那些真正需要支持的传统制造、实体经济被边缘化。地方政府的招商内卷竞争，其实并没有增加全国产业的总量，只是把原本可能落户A地的企业抢到B地，这是行政区域之间的零和游戏，各自为营，重复建设，没有创造，只有互卷。数据的体面和好看，那只是表面的虚假繁荣。


政府一旦加入内卷，整个社会就会更深的陷于内卷。只有政府跳出内卷，从对抗性博弈转向协同发展，打破资源垄断，释放民企活力，营造法治、公平、透明、稳定的营商环境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区域经济系统，提高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，社会才可能真正松绑，产业升级才能有良性的循环，才能走向创造力的可持续的未来（《中国式内卷，无人可逃》）。


爆红文旅项目，为何撑不过三年？投资超8亿元的大型演出项目《只有峨眉山》停演一事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。该演艺项目正式对外演出运营后一直在高额亏损，其背后主体公司云上旅投累计亏损总额高达6亿元，直到今年6月15日终于对外宣布停摆。长沙文和友不再爆满。没有喧哗人潮，也没有拍照的游客堵在门口，服务员礼貌地招呼入座，点单上菜都很快。


花了几个亿打造，占据黄金地段的深圳文和友，同样人气寥寥。广州文和友更是在今年2月租约到期后，直接关店撤离。湖南张家界的大庸古城，总投资25亿元，复刻唐宋时期建筑风貌，占地广阔，配套演出、灯光、水秀一个不落。可结果呢？日均购票人数不足20人，停车场比景区热闹。整整25亿，换来一个空城。陕西蓝田的白鹿原民俗文化村，曾经是全网刷屏的“关中网红村”，刚开业那年，日接待游客一度破15万，连春节高速口都被堵爆。结果不到四年，项目彻底关停、商铺全关、地上荒草丛生，甚至已经开始被拆除。投资方原计划三期投3.5亿元，最终只投了一期就撤退。


重庆洪崖洞每年1亿游客来重庆，每天七万人次涌入洪崖洞。可就这样，重庆联交所公告显示，2023年它净利润还是亏了157万，倒数三年则亏了500多万。


更离谱的是西安大唐不夜城，2024年接待了7475万人次，营收却只有7574万。算一下，人均消费1.01元，比小区楼下的自动售货机都低。这些排队死亡的文商旅项目有一个共性：看起来热闹非凡，实则一地鸡毛。


说来有趣，游客是来过的，社交平台也铺天盖地地吹捧过，开业时人山人海，朋友圈一夜刷屏，但过了一两年，我们却发现，这些红得发紫的文旅项目，一个个都红着红着就没了。真相说来也简单，绝大多数此类项目的网红流量是一次性的，商业转化却是长期的。


以打卡为目的的游客，是典型的“拍照经济”用户。他们带着相机、滤镜和兴奋来，不是为了吃饭、不是为了看展，而是为了拍张能发朋友圈的照片。拍完转身就走。人多了，并不代表能赚钱（theodore熙少《爆红文旅项目，为何撑不过三年？》）。网络效应的放大与金融估值的扭曲（说说加剧内卷的两个具体因素）。


一是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的放大。从微观角度看，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也是推动内卷的重要机制。规模经济意味着产量越大，单位成本越低。为获得先发的成本优势，企业有动力主动压价扩大市场。一旦龙头企业率先实现规模优势并整合上下游，就可将低价变为持久优势，迫使其他企业即便不愿也不得不加入价格战。网络效应则体现在平台型企业中最为显着。用户数量越多，边际获客成本越低，客户积累反过来增强平台黏性。一旦客户规模跨越临界点，便能迅速形成垄断。这种“规模驱动垄断”的效应，使得平台企业在初期普遍通过补贴、低价吸引用户，待用户基数稳定后再实现提价盈利。外卖、网约车等行业的补贴大战，背后均是这一逻辑。而在“获客优先”阶段，整个市场被深度裹挟进价格内卷中。


二是金融估值的扭曲。在企业行为的背后，风险投资和二级市场的估值逻辑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在一级市场中，“增长性”通常优先于“盈利性”。只要企业能展示快速扩张潜力，便有望获得后续融资。这一机制诱导企业通过补贴用户、低价倾销、广告烧钱等手段换取增长数据，“讲好故事”成为获取资本青睐的关键。此外，不少融资协议中设置了严格的对赌条款，若企业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上市或达到特定估值，创始团队将面临赔偿义务。这种刚性条款进一步推动管理层将注意力集中于短期扩张，即便以牺牲利润、员工福利、供应链稳定为代价，也在所不惜。融资驱动的“内卷”最终传导为市场、价格、劳动层面的全面竞争。


与此同时，部分上市公司为了迎合二级市场的“增长幻觉”，持续通过低价策略维持表面繁荣，使恶性竞争在资本估值体系中被合法化、制度化。这种以估值为导向的战略选择，正在成为内卷趋势中一股深层而破坏性的力量（陈永伟《内卷式竞争：怎么看，怎么办？》）。